暴宏昌在《清代的辽金史学》（《史学集刊》二○○○年第四期）中指出：清代的辽金史学是清代史学的重要篇章。由于满族与契丹、女真族均崛起东北，尤其是满族与女真族的渊源关系，加之清代中期以降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以及《辽史》、《金史》的质量与清代的治学风气等原因，推动了辽金史学研究的热潮，从而也涌现出一批热心辽金史研究的史家。清代辽金史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搜辑史料，搜罗遗文；考证史籍，纠谬订误；补《辽史》、《金史》表志以及笺释辽金二史语音，核实人、地、官名，勘正画一等方面。清代的辽金史学以考史派为主流，而作史者却不多见。但辽金史却不乏佳篇，多数史论均能切中事机，意存殷鉴，借辽金史事而措意于经世致用之学。
薛宗正在《罗斯之战历史溯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二○○○年第四期）中指出：从公元六五一年大食首次向唐遣使，就同唐朝出现了外交上的相背走向。大食世代推行的“河外扩张”政策绝非与唐无关，而是在明显挑战唐朝葱岭以外的政治主权；唐朝的中亚政策则仅仅出于自卫，力图遏制这种扩张。这一扩张与反扩张的斗争贯穿于唐与大食百年关系的始终，而总的历史趋势是遏制政策日益失效。公元七世纪末，唐朝的西部疆界本已远扩至乌浒水域，至八世纪中叶，却已内缩至药杀水域。罗斯之战，绝非一场偶然的遭遇战，而是唐朝遏制大食政策与大食河外扩张政策之间不可调和矛盾的总爆发。
孔祥吉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上层人物的心态》（《近代史研究》二○○○年第六期）中详细分析了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罗丰禄的数十封未刊家书，指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北洋水师上层在中日交战时的精神状态和内心活动。早在战争爆发前，李鸿章、罗丰禄等人即从思想认识上将抵御外辱视作“开衅”，行动上则抱定“海上断不用兵”的宗旨。因此，在甲午战端甫开，日本大举进兵之际，北洋水师即奉行避敌自保的方针。罗丰禄作为营务处总办，主持对日交涉，是李鸿章与北洋水师之间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在战事吃紧、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他不在筹划战事上用心思，却整日苦苦思念妻妾，家书络绎，几无虚日。这种弥漫于北洋上下的畏惧、自私、不负责任的心理状态，是导致清廷在与日军较量中惨败的重要原因。
 |
